乡村学校教师如何挽留住

张平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，“印象最深的往往不是老师上的课，而是活动”。他说：“那时候得知学校要组织活动，会兴奋得3天都睡不着。”但很多人成为校长后，很难再想起自己做学生时的感受。

缺少专业对口的老师是乡村学校要长期面对的困难。尽管这10年来，阆中市教育局向农村补充了2000多名大学毕业生，几乎占到了全市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，但每一个老师还得身兼数职。“要等到有对口的专业教师才搞社团活动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汤勇说，没有条件也要上。正如市教育局在一份材料中总结的：辅导老师不专业没关系，师生一起学;设备不理想没关系，有课程有师生就有快乐;没有固定功能室也没关系，食堂、教室也能一室多用。”

思依镇小学是记者在当地见过的规模最大的农村学校，有1100多名学生，20多个社团。这所学校鼓励老师们外出学习“特长”，但要学会才能报销费用。它重视开展科技活动，要求每位老师每年都要交一件科技作品。科学教师的带头人名叫何华清，49岁，原来是教数学的。他利用网络和外出培训的机会学习，领着娃娃们就地取材，利用饮料瓶、酸奶盒、吸管等搞发明创造，4年来，在大大小小的科技创新大赛中拿到了50多个奖项，一名五年级学生设计的“鱼鳞清除器”还获得了省科技创新大赛的三等奖。

这所学校每年有持续一周的科技节，朴素好玩，比如：扔纸飞机比赛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扑克牌搭高架、“鸡蛋撞地球”——看谁能从二楼以上抛下生鸡蛋，不但不碎，而且能做到包装轻巧、设计美观、精准落地。

王兴强老师早年在村小工作时，避免学生辍学的一大法宝就是“把音体美活动作为重点”。他说，孩子和家长在乎升学，但也在乎快乐学习。他后来在河楼乡中心学校任音乐教师，自学过二胡、电子琴、架子鼓等乐器，“学生想学什么，他就教什么”。跟着他学习的孩子，“统考科目都能达到中上成绩，还有不少人走上了专业的音乐道路”。阆中市这些年来的高考成绩，也一直名列南充市前茅。

这些社团活动并不“高大上”，但学生们很喜欢。记者遇到了两位从广东东莞市、中山市转学回来的孩子，一个是天宫中心学校六年级的赵晓雪，另一个是小垭中心学校七年级的邓越芳，她们都毫不掩饰对农村学校的喜爱，用小邓同学的话说是“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好”。她们讨厌过去在城里那种“基本就是天天学习，除了做课间操，没有别的活动”的生活。

赵晓雪在东莞时曾迷上了网络游戏。现在，她学会了用纸杯做椅子、用纸做玫瑰花、用黄豆和毛线做鸭子，正在学习书法和播音主持。“我在学校天天笑嘻嘻的。”她说自己已经成功打消了父母让她去南充市区读书的想法。

用体面的生活环境留住乡村教师

“没有基本的物质条件，哪有教师的幸福可言呢”

阆中的乡村学校大都依山而建，地形狭长而起伏。在经过若干年的撤点并校之后，形成了以九年一贯制的中心学校为主体的格局，大多数学校的学生在400人上下。记者走访了30多所学校，它们有相似之处，但又会让来访者耳目一新，其中有许多教育局要求的“标配”，比如用学生们的彩色大头照拼成的“笑脸墙”，师生共同绘画而成的“门文化”，一栋保留下来的、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瓦白墙的单层建筑，以及随处可见的书架。

把图书从图书室“请”出来，走到学生身边，也是汤勇的意见。在民进中央副主席、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眼里，汤勇是一位不多见的有着书卷气的教育局局长。

汤勇觉得许多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师生们不读书。在汤勇的倡议下，开放式书架在走廊上、操场边、餐厅里、树荫下立了起来。彭城中心学校把一片大约300平方米的荒地改造成了花园式的读书角;垭口乡中心学校以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为中心，设立了圆形的读书园;河楼乡中心学校把教学楼一个露天的平台变成了透明的阳光书屋——书籍在这些学校几乎处处唾手可得，课间休息，学生也会拿起书来看一看。

也有校长害怕丢书，最初想应付，只等检查的时候才把书挪出来，整整齐齐地放在平时空荡荡的书架上，被汤勇批评“不讲良心”。实际上，书很少丢，一位校长说，“即便丢了，也不追究，只要学生拿去读，我觉得这不算偷”。

与书香校园相匹配的，是朴素而清爽的环境。汤勇认为做教育就是做文化，他要求师生们自己动手美化校园，他们的雕刻、绘画、书法、剪纸等作品是最好的装饰品。一些学校还有植物墙，挂着一排排雪碧瓶子，里面是学生们种的芹菜、杜鹃等植物。彭城中心学校曾经花了一万多元请广告公司做喷绘，被全市通报批评。